艺术之光：照亮现实的希望之路

电影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。有人认为，电影是现实世界的“镜子”，忠实地反映其本质。也有人认为，电影是创作者思想和情感的“窗口”，传达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
除了这两种观点外，还有一种更激进的看法：电影可以成为改变或重塑现实的“锤子”。它能打破破碎的现状，塑造人们理想中的世界。当人们对历史和现实不满时，他们可以利用电影创造新的生活方式。电影能够不断塑造我们的“自我”，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。

许多杰出的非洲导演身体力行地践行着“艺术改变现实”的理念，创作出充满战斗力的电影。这种艺术创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，涌现出许多大师级人物。

被称为“非洲电影之父”的塞内加尔导演乌斯曼·塞姆班，1966年拍摄了代表作《黑女孩》。影片讲述了一位黑人女孩跟随主人来到法国，却遭受非人待遇，最终自杀的故事。影片结尾，法国主人将女孩心爱的玩具——一个非洲面具，带回达喀尔穷人区交给了她的弟弟。小男孩用面具遮住脸，紧紧跟着法国男人。在电影的最后一个特写镜头中，他缓缓摘下面具，露出满含泪水的双眼。面具象征着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愧疚，以及第三世界的愤怒和无声抗议。

塞姆班后来又拍摄了《哈拉》（1977），刻画了后殖民时代的塞内加尔生活。塞内加尔独立后，人们欢天喜地庆祝，却发现“独立”只是一场化妆舞会。西方制定的金融政策依然控制着政府，非洲商会领袖们延续殖民统治者的作风，拿着公文包四处招摇，让仆人用矿泉水洗车。影片通过这些细节辛辣地讽刺了新政权的腐败。

另一位塞内加尔导演吉布列·迪奥普·马贝提，1968年拍摄了《反差之城》。影片对比了达喀尔奢侈的巴洛克建筑和居民简朴的生活，用戏剧性的手法展现了当时非洲文化的“杂交”。他在1992年推出的杰作《土狼》，讲述了一个暴发户的故事。这个富婆回到家乡，请村民享用美食，要求他们杀死曾抛弃她的男人。马贝提用黑色喜剧的方式，对当代非洲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。

从塞内加尔到阿尔及利亚，女导演阿西娅·杰巴尔始终关注着底层女性的生活。她的代表作《切奴瓦山女人们的乐声》（1977）就描绘了阿尔及利亚女性的日常生活，片中回荡的山歌更是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。1982年，布基纳法索导演加斯顿·卡波雷拍摄了《上帝的礼物》，讲述了一个孩子在殖民时代被遗弃在草原上的成长经历，并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社会背景融入其中。埃塞俄比亚导演海尔·格里玛1976年拍摄的电影《收获：3000年》则以影像跨越了三千年，展现了非洲土地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殖民者留下的伤痕。黑白分明的画面风格，低对比度的摄影手法，仿佛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卷，将那些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痛展现在观众眼前。

从塞姆班到马贝提，从萨菲·法耶到阿西娅·杰巴尔，从卡波雷到格里玛，这些优秀的非洲导演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我们，非洲影像绝非好莱坞电影《人猿泰山》中所展现的那样——蛮荒的森林、野蛮的人群、愚昧的思想，那不过是西方社会为了满足“异域情调”而构建的“他者”想象。他们满怀革命的战斗精神，用电影艺术塑造着后殖民时代非洲社会应有的面貌。这样的电影，也被称为“第三电影”。

“第三电影”的概念最早是由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·索拉纳斯和奥克塔维奥·基塔诺在1969年提出的。他们在论文《迈向第三世界电影：第三世界解放电影发展的经验与注解》中将世界电影分为三类：第一电影指好莱坞制作的美国电影，以娱乐为目的，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的产物。第二电影指欧洲制作的艺术电影，代表人物有戈达尔、安东尼奥尼、费里尼、伯格曼等，这类电影强调个人风格，观影也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，而是一种集会和团体行动，电影院成了“社区的心脏”，影片内容则要“向贫困和压迫宣战”。

从本质上来说，“第三电影”是第三世界电影工作者创作的，以反对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、种族歧视和剥削压迫为主题，具有鲜明的革命性。

正如布基纳法索导演加斯顿·卡波雷所说：“如果我们一直观看外来的尤其是欧美的影像，起初大家可能会觉得新鲜有趣，但慢慢地我们就会丧失自己观察现实的方法。”对于习惯了好莱坞电影或欧洲艺术片的观众来说，这些“锤”击现实的非洲“第三电影”，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更重要的认识世界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