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周易》传承文脉之古今变迁与当代文化地位之探究

《易经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中记载，太卜掌握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三易之法。三易之卦皆有八经，别卦各六十四。唯《周易》保存较完整，成为中华传统经典之首。

梳理《周易》作为文化传承基石的历史演变，有助于深入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要，推动“第二个结合”。

先秦时期，《周易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的首要文本。先秦诸子通过创造性解释《周易》文本，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盛世。如《要》篇中孔子认为，“明君不依时节宿夜，不依日月卜筮，却知晓吉凶，顺应天地之心，此乃《易》道。”他用神道设教，以德性论超越了《周易》中的巫文化，强调君子应以德行求福。

老子则发展了《周易》中的天地人三才观，以“道”为宇宙本源，提出崇天法地的“道法自然”观念。

两汉时期，《周易》因其善言天道、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特征，逐渐成为“众经之首，大道之源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提出，“五常之道相辅相成，《易》为其根源”，将《周易》列为六经之首。

两汉易学发展了象数系统，在天地感应模式中将天地万物象数化。象数易的代表是汉易施仇、孟喜、梁丘贺、京房四家易学。惜其内容多毁于战火，成为时代绝学。

魏晋时期，玄学家们借助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思想解决儒学困境，《周易》的义理内涵得到长足发展。于省吾指出，“自王辅嗣扫象不谈，专以承乘比应为解”，即把象数解易仅作为阐释义理的一种方式，而非目的本身。

宋明时期，理学家们将《周易》作为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。易学被高度哲理化，《周易》不断获得新诠，在冯友兰看来，《周易》是“以阴阳为XY的宇宙代数学”，不断焕发出新意。

宋明时期理学派、数学派、气学派以易学哲学为中心构建哲学体系。心学派、功利学派也借助易学阐述自己的哲学理念。宋初三先生胡瑗、孙复、石介皆有对《周易》的新解读，胡瑗的《周易口义》受程颐重视。孙复的《易说》将《周易》视为孔学之体。“北宋五子”也在《周易》基础上创设新说。如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和《通书》，邵雍的《皇极经世》，张载的《横渠易说》和《正蒙》，皆是对《周易》思想的阐发。

北宋理学的代表性著作——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认为《易经》包含万物之理，以天理人欲解读易道。程颢则用生生之理来解释《易经》，认为生生不息与《易经》相通，易理的核心就是“理解生是如何”。

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深入研究《周易》，从中阐发理学思想。他的著作《周易本义》和与蔡元定合编的《易学启蒙》对《周易》的经传进行了解释。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系统阐述了易学思想，对《周易》经传的解读为后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。

陆九渊和王阳明作为心学派的代表人物，虽然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，但他们的易学见解散见于其他著作中。王阳明援引《易经》论良知，提出“良知即是易”，用易道解释致良知。

总而言之，易学为宋明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与佛、道思想并列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。《周易》成为理学创新的重要文本资源，从宋初三先生、北宋五子到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等理学代表人物，都从《周易》思想中汲取养分，丰富和深化其理论创新，使易学成为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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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后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面临挑战。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相继兴起，在中西古今之争中，《周易》的地位也发生变化。

西化派将《周易》贬为无用之玄学，质疑其经传的著者、年代和内容。古史辨派对《周易》的研究引发了经传考证的大讨论，动摇了《周易》道统的神圣地位。

新文化运动后，《周易》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不复存在。牟宗三指出，当时治国学者和哲学家都不再重视《易经》。

尽管如此，新文化运动后，仍有学者选择以《周易》义理解读时代问题。这表明《周易》的思想内涵并没有完全消亡，它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 20 世纪 30 年代，熊十力已完成“出佛入儒归本大易”的思想转变，马一浮的“六艺之教终于易”的观点也已形成。在科学与玄学的大讨论中，梁漱溟、张君励都借助易学的核心观念支持玄学论证。唐君毅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已开启，并于 1930 年前后发表有关《周易》经传的文章。

可以说，《周易》的重要性已成为当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共识。由于视野差异和交流不便，学者们对彼此的研究知之甚少或略知一二。马一浮、熊十力等学者以易学为基础构建哲学体系，或从易学中汲取思想，融会中西，再以西学视角审视易学，提升其丰富性。

《周易》成为现代新儒家回归本源、开创新局的思想源泉。他们从新的高度阐释易学，形成了新流派——现代新义理派。

认识《周易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经典的重要性 李学勤说：“国学的主流是儒学，儒学的核心是经学，经学的冠冕是易学。”《周易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，自先秦以来，一直是文化创新的首选资源。

在宋明时期，在《周易》文本基础上，易学哲学发展至古代高峰。在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中，《周易》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逐渐下降，尤其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大讨论后，易学被视为玄学代名词，“经学时代结束了”（周予同），以至于牟宗三先生感慨“当时治国学的人，没有人注意及《易经》”。

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社会思潮变迁来看，无论信古、疑古还是释古，各派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《周易》作为探究古今变迁、解构传统或构建新文化的切入点。尤其是现代新儒家，他们在宋明理学的路径上发展出现代新义理。

朱伯崑说：“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，在同西方的哲学接触以前，主要是通过对《周易》的研究，得到锻炼和提高的。这是中国文化的骄傲。”对《周易》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。

换言之，只有研读《周易》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思维方式，从而更好地回答时代问题，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丰富养分。

本文作者：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

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研究”子课题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性研究”（21JZD016）阶段性成果。